教授访谈 | 吴奕锋：找到乐趣，风险无惧

1. 渊源

Q：吴老师毕业后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北京或者上海发展，而选择了深圳，选择了STL？

我并没有把北京、上海当作我毕业后去处的必选项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北京、上海整体资源更好一些，只有去北京上海才能有所发展。但我有一个观察，以美国为例，美国优秀的大学其实并不限于在美国的一两个城市，美国的大学是呈分散状态的，当人才数量到一定程度时，优秀的大学不会集中在一两个城市。所以，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上看，除了北京、上海外，肯定会有一系列的城市慢慢发展起来，深圳肯定是其中之一。

有些人没有考虑STL，我想可能是因为这边比较新，比较陌生。我虽然是广东人，但我对深圳其实也不熟悉。后来STL的老师与我反复沟通，茅少伟老师向我具体介绍了STL的情况，加之我的老师们对我的鼓励，帮助我作出了具体的决定。我家人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，相比北方，我的爱人更喜欢南方的生活，同时我的家乡是广东湛江，从深圳回家也比较便利。

2. 学术之路

Q：吴老师当时为什么选择继续学术研究之路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呢？有段时间我翻开以前的日记，发现我大二的职业规划写的是：十年后回到家乡的中院做法官。所以我发现，我认为自己是矢志不渝走上学术道路的印象是错误的。这种错误印象来自于记忆的自我美化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现在想来，如果寻找走上学术道路的触发点的话，应该归功于在法大读本科时，朱庆育老师的民法课。在朱老师的课堂上，我感受到了法学独特的魅力。我会有“原来还可以这样考虑问题，思维、逻辑各方面都可以很完美地结合起来”的感觉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学术研究挺有意思的，如果以后有机会像朱老师一样去德国也很好。

但这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想法，我并未笃定。到了本科快毕业的时候，父母没有要求我赶快工作，我又有保送资格，所以我就想读一个研究生。在北大读研期间，薛军老师要求我们坚持把厚厚的英文书读完，开始对我们进行专门的学术培养，包括写作上的教导和训练，这样学术上开始入门了。同时，葛云松老师又组织了读书会，在读书会上，真的是在思考和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。后来我跟着葛老师和刘哲玮老师开始上《民法案例研习》，让我看到法学的学习怎么样把教义学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，使我对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了。这时又看到有师兄师姐他们去了德国，觉得此路切实可行。接下来我就去读博士了，我读得津津有味，一方面，研究给我带来很多乐趣；另一方面，在德国科隆我非常幸运地受到一群师友的照顾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，一晃就超过了资助年限，不得不申请延期归国。

回顾起来，其实我也没有一开始就决定要做什么，我也会考虑，会退缩，会担心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问我的老师、家人、朋友，听他们的意见。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状态，其实是由我所处的整体的环境所决定的。假如有一两个变量变了，我的选择可能就会截然不同。

我不觉得我的人生一定要做某一种职业或者成为某一类人，才能说过好了这一生。过好这一生是以各种角度呈现的。我定义的人生意义不在于某一种途径，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什么。

目前来看，学术研究是比较符合我的。一方面我觉得研究工作趣味性比较强，解决问题有成就感，另一方面，我比较自由散漫、精力也不够旺盛，公务员或者律所的工作可能不太适合我。

3. 《保险合同法》课程

Q：吴老师在STL正式开设的第一门课是《保险合同法》，为什么要开展这门课呢？这门课的开展方式又是什么呢？

《保险合同法》这门课主要是从民商法的角度讲解保险合同。我在学生时期，主要学习《民法总论》《合同法总论》，对分论中有名合同的部分内容掌握的不多。所以现在我在设计课程时，从中吸取经验。从分论开始，在学习分论的具体过程中，不断地回到总论，运用总论的知识，形成一个循环。

为什么要不断地回到总论？规范越学越多，越学越怕杂乱，所以不能仅就具体规范讲具体规范，还是需要尽可能地回归到民法总则、合同法总论既有的规定上。当可以用基本原理讲清楚一个具体制度时，我们就不说这是一个特殊制度。而当一个制度具有特殊性的时候，就需要把制度背后的特殊性揭露出来：它为什么如此特殊？为什么和其他规定不一样？

对同学们来说，因为是在学习分论的过程中不断回到总论，运用总论的一些基础知识，所以在这个课上，一方面同学们会了解到很多保险合同法中有特色的规定，同时也会加深同学们对于整个合同法重大制度的理解。

所以我明年可能还会就某个有名合同开一门新的课。还是从具体的规范，比如租赁合同、委托合同、承揽合同这些具体的合同的制度出发，从分论回到总论。大家在民法（二）学习完合同法总论后，可以在我的课程上，通过学习分论中的具体合同，以这个合同为基础，重新把整个体系过一遍。

4. 比较法的运用

Q：吴老师从德国留学回来，如何看待比较法的运用？

有一种比较法的运用方式的确是不妥当的，那就是：“德国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”当然，在一定历史时期，这其实也是一种进步。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去看其他国家的做法，只是自己闷头想，那也很难在刚开始的阶段有所发展。学术发展是无法一步到位的。但是在现阶段，我们确实已经发展了一定的时间，是时候开始反思，提出“为什么我们要和其他国家一样？”的反问了。

这方面茅少伟老师有特别精彩的总结，我直接引用一下。

我们谈论中国法，常常把他想象成一个在无摩擦力环境下的问题解答，然后就把外国法搬过来，直接往上面套。这忽视了，外国法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，完全是在他的特定时空下“摩擦”产生的结果，我们没有对应的摩擦，或有不一样的摩擦，直接搬过来很尴尬。有些东西在德国需要5步才能解决，我们3步就可以，有些别人3步，我们偏偏还需要多走几步。原因就在于具体的约束条件不一样。忽略我们的约束性条件，或者忽略他们的约束性条件，都使得直接地照搬非常不讲道理。

甚至从更高层面来说，我们也有要不要将规范背后已经言明或者尚未言明的价值抽取出来，重新审视是否接纳的问题。因为即便在价值层面，我们也要考虑，从我们的历史文化来看，是不是一定要全盘接受这种价值，我们自己有哪些自己的东西，和别人不一定一样的东西。

课后向孙维飞老师请教5. 兴趣爱好

Q：吴老师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呢？

小时候，我毫不怀疑我会成为一个科学家，因为我对世界太好奇了。

我对大自然很好奇，我很喜欢昆虫，我觉得昆虫像一个小机器，身体虽然小但是功能齐备。小时候我经常去挖蚂蚁，甚至因为挖蚂蚁还被咬出了登革热。小时候我也会抓螳螂，养蝴蝶，现在我的家里还养了两只小乌龟。我对生活各方面也都充满了兴趣。我很喜欢机械，我从小就喜欢看军事相关的内容，也很喜欢天文，有机会的话我还打算买天文望远镜。

但是毫无例外，我所有兴趣都没有得到专业化的发展。我是普通人智商，记忆力还比普通人差一些，因此我要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我的专业上，所以这些兴趣爱好只是我生活的点缀，没有专门去研究。

最近一次将兴趣变为专业发展的机会，是大学填报志愿时，因为我觉得研究蚂蚁很有意思，所以我有点想报考华南农业大学的红蚂蚁研究专业，但后来发现这个专业其实是害虫防治，研究怎么杀死红蚂蚁的，这让我比较伤心，后来就没报。

6. 坚持运动

Q：吴老师经常与同学们一起打羽毛球，老师坚持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
我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和游泳这两项活动，最近我也和茅老师一起打乒乓球。

我的观点是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年出生的，知道今年自己几岁，我们有时候会计较自己比人家大了两岁，或者比别人小了两岁，自己比别人工作早了两年，或者晚了两年。

但是，我们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，就是从后往前算。当我们从后开始算的时候，能有质量地活多久，其实是和身体健康是直接关联的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死，但我们能够健康生活多久这件事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们是可以掌握的。

运动当然是我的兴趣，我会从中得到乐趣。但另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也是我人生安排的一部分。运动就像吃饭一样，为了保证我的身体健康，我必须去完成。可能我今天不是特别饿，但我还是得吃饭。可能我今天不是特别想要运动，但是为了保证身体健康，我还是需要继续去运动。

在STL举办的“学业座谈会”上7. 保持乐观

Q：吴老师的心态非常乐观，您在保持乐观心态上对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吗？

在心态方面，我不敢做任何人的老师。我的心态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生活的环境造就的。如果我是出生在别的家庭、没有碰到这个时代，或者我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我可能就不会这么乐观了。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背景和个人阅历，因而大家的性格也是不同的，不能要求大家都应该有乐观心态。我只能说我是个乐观的人，而我不能教大家做一个乐观的人。这只是一个告诉别人的故事，而不是应该成为的一个行动指南。

如果说有什么方法保持这种心态呢？我觉得有一个好方法是“把绝对化的东西相对化”。比如高考，其实它并不是绝对化的“重要”。有的同学高考没有去到自己心仪的学校，但这个同学很努力，研究生还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。这个同学在工作中也特别努力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工作几年之后谁又会在乎本科是在哪里读的呢？所以“绝对化的问题相对化”，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思考方式。

8. “延误险”案

Q：前段时间，一个有航空服务工作经验的女子，利用亲友的身份信息，靠自己对航班和天气的分析，购买了近900次航延险，获得300余万元的理赔金。从保险法的角度，您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呢？

这个事情是跟保险特别核心的一个概念“保险利益”有关。保险利益在学术上是有定义的，这里我把它大白话表达为，“有没有需要分散风险的损失”，如果有，那就有保险利益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没有保险利益。正是保险利益使得保险和赌博这类活动不同。

网络上有的观点认为：保险公司太不厚道了。理由是：事实上，保险公司并不在意购买延误险的人是谁。比如当长辈们要坐飞机的时候，年轻人就为他购买了延误险。这个时候，保险公司这时候并不会说，由于不是本人，所以不能购买延误险。在这个案例中似乎是相同的情形，她也只是以亲戚的名义买了许多延误险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要说这个女子是保险诈骗呢？这种情形就像是一场对赌，保险公司赌“不会有气象原因延误”，这个女子赌“会有气象原因延误”，当保险公司赌赢了，保险公司二话不说，高兴收保费。赌输了，保险公司就找保险诈骗的借口把她抓起来，保险公司简直厚颜无耻。

但是这样的论证，似是而非，既搞错了朋友，也搞错了敌人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要区分保险公司的意愿和保险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客观存在。博彩行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，我想如果法律允许的话，很多保险公司愿意同时开一些博彩业务，但即便保险公司愿意开发这个业务，我们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。换言之，即便保险公司愿意跟你进行对赌，但只要没有保险利益，这个保险合同也是无效的。为什么？

原因在于，保险是一个重要的分散社会风险的制度，这种的制度非常重要，我们不希望它被拿来做成一个博彩类的谋利机制。生活中，我们确实存在风险分散的需求，比如分散个人疾病风险、失业风险，甚至妇女生育风险、死亡风险等等，在这里，哪一个不比某女士“猜天气谋利”来得紧要呢？况且，用来谋利还会败坏我们制度本身。考虑延误险好了，如果做成博彩产品，现在赌资够大，大到如果延误、乃至机毁人亡时，无关的第三人能从中获得巨额利益，那么，坐这一趟飞机的乘客会不会担心“被意外地”永远延误呢？

我们希望保险制度用来分散风险，而不是让无关第三人利用这个制度来套利。因此，给长辈买延误险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此时这个长辈确实有坐飞机的需求，如果飞机延误，会打乱他的出游计划或者出行计划，是有一个切实的损失的，而这个风险是需要分散的。在女子购买大量延误险的案子里，没有任何人有坐飞机的需求，也就没有任何因为延误导致损失的风险需要分散，她单纯是通过来赌概率来完成博彩的目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例子似是而非。

那为什么还说，搞错了朋友，也搞错了敌人呢？

这位女士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赔付，其实是因为保险公司基于成本考虑，在事后赔付时，推定前来理赔的乘客是诚实守信的，这时候不会严格调查她，是不是当时真的有乘坐飞机的需求。

但是如果这种情形变多了，保险公司就会开始严格调查，到时候理赔就会非常困难，大众获得理赔的成本也会上升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哪一天，大家坐飞机延误了，递给保险公司材料后，保险公司“有罪推定”，认为可能是这位女士的同党，从而严加审核，到那时候的“理赔难”，必定有这位女士的“贡献”。

正因为一些利用这个制度来套利的人，而极大地提高了有分散风险需求的人所花费的成本，这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。

“学业座谈会”大合影9. 寄语

Q：吴老师有什么想要对STL的同学们的建议或者想说的吗？

罗尔斯的《正义论》给了我启发，书中说像天赋、出生的地域、家庭乃至时代，这些好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均匀分配的，相对的幸运或者不幸落在个体上，依据的不是个体的辛劳和努力，因此有幸获得者不能称之为应得。

就像下雨一样，今天A地下雨，A地的种子遇到了就会生发，但B地可能就是旱的要死，B地的种子就无法生发，这不是均匀分配的，A地的种子也不能说我应得这份雨，B地就活该没得到。

来STL读书的同学一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通过层层选拔进来的。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像STL的同学们同样的机会，这里其实存在天资、既往接受到好的教育的机会、甚至是家庭负担学费等等非个人的因素。遇到某个好的环境、某个好的时代，这些并不都是我们通过努力换取的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幸运。幸运是一种偶然，不是努力的必然，一个人的境遇不如自己好，不是因为这个人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他可能本身就处于更糟糕的环境。

当我们进一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一个东西叫做“责任”，处在一个更好的环境的我们，其实对处在不好环境的同伴是负有责任的。我们还是应该想着自己能为其他人做些什么，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。

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诚实，对自己诚实，对社会也诚实。希望同学们在校期间能够好好学习法律技能，将来在职业生涯中，用真才实学来成就自我，服务大众。

这个可以具体化到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最近我们开座谈会也交流过。

现在有些同学比较焦虑，早早地翘课实习，他们说，现在就业大环境不好，不早早出去实习，把简历弄得漂漂亮亮的，恐怕找不到好的工作。同学们的焦虑我称之为“找第一份工作的焦虑”。

这样的情况使得STL老师也比较焦虑，老师们会担心，不好好上课的这部分同学法律基础不牢，以后没办法在社会上妥善地运用法律。老师们的焦虑我称之为“担心学生在社会中不能妥善运用法律”＋“担心学生职业生涯过得不好”的焦虑。

我相信，我们的学生不会只担心“第一份工作”，而不顾及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好坏。有能力者，必定愿意用自己的才干服务社会。只是在有些时候，近处的声音可能很大、很嘈杂，掩盖过了长远、更实质的担忧。

希望同学们能够加以思考辨别，对自己诚实，为未来做好准备！

采编：卢晴

图片来源：李沁芯、付哲信